【环球时报记者 李艾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美国的一干盟友中，澳大利亚是紧随它责难或与中国尴尬刁难最突出的国家。这直接导致中澳关系进一步陷入低谷。固然，疫情前，两国关系已因澳海内连续渲染“反华情绪”和“对华恐惧”而恶化。这样的局势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从澳前总理基廷到首任驻华大使菲茨杰拉，都对澳政府的对华态度做出警告。克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平安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认可，澳大利亚当下并没有追求平衡外交。他指斥澳大利亚沉迷于美国的圈子，忽视亚洲，并示意澳大利亚的“愚蠢”做法暴露出对中国领会的极端穷困。

“天下在快速转变，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缓慢”

环球时报：您最近揭晓论文反思两国关系恶化的缘故原由，以为现在的主要缘于澳方对中国的无知。是什么缘故原由推动您写这篇论文？

贝姆：我对澳中之间的公然交流最先被逆耳的声调主导感应担忧。我忧郁中国近期的一些行为可能不符合中国自身、周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我同样忧郁，澳大利亚的一些动作，好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反映等，可能不符合澳方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及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

在双边配合利益领域，澳中可做的事情许多。两国的关系远不止澳偏向中国出口矿产和能源以及从中国入口制成品，人文交流对双方都至关主要。我们的大学异常迎接来自中国的学生，正如我们的都会和度假胜地异常迎接中国游客一样。但这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澳大利亚需要更多领会中国。

所谓（澳大利亚）“鹰派”对中国的看法很狭隘。他们更多地被对中国的恐惧所支配，而非信赖自己有能力为澳中关系生长缔造更多机遇。深图远虑的澳大利亚人赞成中国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女士的看法：我们需要秉持谦逊、宽容的精神，坚持相同、学习和开放。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智库和政府会正视您提出的问题并做出反映吗？

贝姆：我信赖澳大利亚的大学和智库都明了，澳大利亚整体上对中国的熟悉和领会是异常少的。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研究方面下功夫。若是我们不能相互攀谈，就无法明白对方。我信赖，双方最终将从已往几个月的猛烈交锋中退却，追求更镇定、更深图远虑的对话。

环球时报：您在接受澳媒采访时提到，澳大利亚只有20个学者及智库拥有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基本不值一提。澳大利亚华人不在少数，智库或政府为何没有找到更多懂中国的人？

贝姆：澳大利亚人的生涯、思索和事情都在盎格鲁圈。虽然澳大利亚正在成为一个文化加倍多元的多民族、多种族社会，澳大多数商业、政治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高层只说英语。他们看不到学习亚洲语言的必要性。但语言是领会文化的主要窗口，若是我们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就无法领会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继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年轻华裔还没有占有高层职位，等他们到了谁人位置，这方面知识匮乏的情形会改变。

天下在快速转变，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缓慢。我们必须在学习亚洲文化方面加大投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熟悉到需要加大对亚洲语言、经济和政治研究的投入，但却没有为此分配足够的资金优先看待。

中美交锋时，“澳大利亚经常听取美方的看法”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美国因素在中澳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贝姆：1972年，周恩来总理与即将出任澳总理的高夫·惠特拉姆首次会晤时，讨论了澳美平安关系。这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产物，并在两次天下大战中获得增强。双方都认可，在全球战略秩序溃逃的靠山下，澳大利亚依赖美国保障其平安。

那之后，澳大利亚继续将美国视为平安互助伙伴。响应地，在更普遍的经济、政治和平安事务上，澳大利亚会同美国协商。因此，当中美之间的言语交锋趋于猛烈时，澳大利亚经常听取美方的看法。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即是云云。客观讲，近几个月，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政策。但公正讲，澳大利亚也推行不同于美国的政策，好比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中国应成为特朗普总统决议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

环球时报：您若何对比澳中与澳美关系？澳中关系生长的挑战是什么？

贝姆：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存在许多差异。我们与中国之间是新兴关系，而与美国的关系是古老、确定的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以经贸为主，而与美国的关系除历久的经济和投资关系外，还包罗文化上的类同，宪法和法律上的相似，历久的学术交流、政治对话和普遍的平安关系。简而言之，在当前生长阶段，澳中关系远没有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庞大和多面。

当前澳中关系生长的最大障碍是信托急剧下降，而信托确立在尊重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曾五次接见澳大利亚。在他五年多前的最后一次接见中，他说：“‘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正是两国人民源源不断的相互明白和友谊，汇聚成了中澳友好关系之海。”这是我们必须恢复的。为此，澳总理接见北京以重新最先双方的相同和信心至关主要。

环球时报：澳总理莫里森克日宣布增强国防建设，把军事重点转向印太区域。澳媒剖析称，中国是他没有说出口的“焦点威胁”。您对此若何解读？

贝姆：莫里森总理宣布国防开支设计时，恰逢澳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反映出现任政府政治上的当务之急。但主要的是区分修辞和现实。只管莫里森使用了进攻性语言，但他宣布的军队结构及其反映的战略态势基本上是防御性和被动的。它没有实质改变政府的政策，也没有使澳大利亚有能力发动战争。例如，它包罗特恩布尔政府时就宣布的购置12艘法国潜艇设计，鱼叉导弹的更替也已酝酿了一段时间。

澳中曾履历相当长镇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曾经追求过外交平衡，但现在似乎没有朝这个偏向前行。为什么？

贝姆：平衡外交确立在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别国国家利益领会的基础上。自1972年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追求平衡外交，并取得相当大的乐成。但近年来，北京和堪培拉加倍关注价值差异，而非配合利益，好比经济增进、区域和全球平安、削减全球碳排放、核裁军等，最近则是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两国需要明白相互、镇定攀谈。

环球时报：自中澳1972年建交以来，您以为哪个时期澳政府的对华政策最成熟、理性、有用？

贝姆：澳中履历了相当长镇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当两国领导人能够相互攀谈时，双边关系也是最好的时期。这就是惠特拉姆、弗雷泽、霍克、基廷、霍华德、陆克文和吉拉德总理与响应的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异常主要的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接见了澳大利亚。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中国和澳大利亚对（双边关系的）未来都是乐观的。但已往五年，两国关系被一些问题困扰，部门是由于误解，部门缘故原由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担忧在加剧。我以为，双方都需要意识到，恐惧永远不是持久关系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若何识别双方配合的机遇，并将机遇变为现实。

环球时报：您提到中澳关系已经降至最低谷，您以为接下来双边关系会怎样？何时会有所缓和？

贝姆：很难想象澳中关系在政治层面会变得更糟。它将一直处于破碎状态，直到我们的领导人做出修复它的决议。这就是为什么莫里森总理造访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经济层面，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商界首脑需要确保我们继续确立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脱节疫情后追求恢复经济增进和繁荣的靠山下。我们历久以来的科学联系，应对双方解决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溯源、影响及最佳治理实践等方面有所助益。

我们应聚焦我们的配合利益，聚焦我们可以互助的事务。人类生计面临的三大威胁——气候转变、核武器和流行病，是全天下的难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关注。中国和澳大利亚携手互助，将能在这些领域施展巨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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